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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論壇
Patrick Flores
派崔克‧ 佛洛雷斯
論壇召集人
派崔克‧ 佛洛雷斯（Patrick Flores）為菲律賓大學藝術研究系教授，他同時是馬尼拉瓦爾加斯美術館策展人，並擔任「菲律賓當代藝術聯盟」總監。曾參與2001–2003年「建構進行式：亞洲藝術新維度」（Under Construction: New Dimensions in Asian Art）及2008年光州雙年展「立場文件」（Position Papers）的策展工作。1999年以訪問研究員的身分前往華盛頓國家藝廊。其出版著作包含《繪畫史：修訂菲律賓殖民藝術》（Painting History: Revisions in Philippine Colonial Art, 1999）、《往日邊陲：策展在東南亞》（Past Peripheral: Cu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2008）、《戰後藝術：1948–1969》（Art After War: 1948–1969, 2015）以及《雷‧ 阿爾巴諾：文本》（Raymundo Albano: Texts, 2017）（其著作無中文譯本，書名皆為暫譯）。2014年為洛杉磯蓋提研究中心客座學者，2019年擔任新加坡雙年展藝術總監。
論壇是研討會（seminar）的一種形式，意指會議，代表思想與個體的交會。Seminar 源自seminarium一詞，具有養殖場、苗圃或植物園之意，是擁有成長潛力的生態體系。法國哲學家暨作家羅蘭‧ 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論文〈致研討會〉中如此論述：「研討會的工作是『創造差異』。」他進一步澄清：「所謂差異並非衝突…所有關係都漸次（這需要時間）被賦予『原創性』：逐一發掘個體的獨特性、斷絕角色再製與論述重複、反制威信和對立的塑造。」1他所設想的研討會兼具生產力與差異性，不能單純視為不同想法的交換場所或競爭舞台。研討會是找回本質與原生表述的機會。它抗拒陷入再製與重複的牢籠，並獲得地位和特權。巴特繼續闡述：「研討會…排除教導：不傳遞任何知識（但可以創造知識），不堅持任何論述（但尋求文本）：教導令人沮喪。（研討會）是與他人一起研究、探索、創造、收集、書寫，或是所有人彼此激勵、彼此呼應，讓創作中的物件流通循環，接力進行創作。」2當階級、主宰與壟斷勢力試圖安逸生根時，研討會的教育法就會介入，鼓勵共存，拒絕支配，並將教導從完全定型、只待輸出的固定與固著知識中解放。總而言之，教導另人沮喪。
研討會具備「開放性」與「開放結局」這兩種特徵。它的本質又帶有迫切性與及時性，即便其所渴求的結果可能是無盡的。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中，集會審議承諾部分源於krisis（危機），亦即政策上的分歧。促使大眾召集會議，也是某種形式的研討會。理論家溫迪‧ 布朗（Wendy Brown）如此註解：「critique（批判）源自希臘文krisis 的古老術語，。」3她接著表示：「希臘人認為krisis 係屬法學詞彙，涉及『區別』的藝術，一種被認為對於判斷和糾正民主制度內部或民主制度本身的失序至關重要的藝術。」這個過程涉及「篩選與分類……專注於分辨是與非、真實與虛假、美善與醜惡、對和錯……因此『Krisis』近似於我們今日所稱的『審議』」。在古典時代之後，「critique」（批判）與「criticism」（審評）偏離了「危機」的意涵，只保留與醫學領域的關聯，值此疫情當下似乎甚為適切。危急狀況（critical condition）的概念涉及「緊急」（emergency），具體而言是「疾病的關鍵階段，在此階段必須做出決定但尚未達成決議……表示針對關乎生死的適當介入措施做出準確診斷與判斷。危急狀況因此是一種特殊的求救：緊急呼求知識、審議判斷，以及避免災難發生所採取的行動。」這個關於危機（crisis）和評判（critique）的理論非常具有啟發性，致使我們思考「全球性的事件或現象，無論是崩潰的帝國或染病的身體，都與某個特定狀況有關，這個狀況需要立即理解，透過篩選、分類或分離其組成元素，加以判斷並予以回應。」4攸關生死就是危急狀態。
台灣館舉辦一系列論壇，並展出先前代表臺灣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兩者展開動態對話。這個展覽成為一座典藏資料庫、啟動歷史回憶的空間，擁有明確定位的對話場域，針對即時、深層與廣泛議題進行交流。這些歷史和回憶的表徵，以及台灣館多年來藉由繪畫、裝置等媒材展現不同態度所產生的表徵，共同構成物件研究。檔案與論壇，在論述與感知之間創造雙向交流，透過展覽和座談產生的想法和悸動也得以互通。
檔案與論壇間的交互作用，傳達台灣館展名提出的兩個概念。「不可能的夢」表述兩個看似遠離現實與成功的渴望。對於「不可能」和「夢」這兩個字詞的先入成見造成裂縫（gap），而台灣館藉由重新思考「不可能」與「夢」的意義，彌合這個裂縫。當然，實際語彙中的意思，以及所調整的抽象形式概念，在進行表述時必須脫離二元對立。
論壇與危機因此和台灣館的時間與空間共存。台灣館介於具有委託權力的機構（臺北市立美術館）和當代藝術及專業策展間，不能與北美館和威尼斯雙年展的機構職權混為一談。這正是為什麼「展館」的概念具有啟發意義，因為它能讓藝術家和策展人不受體系和參與者的體制與繁文縟節所縛，自由在各種向度之間移動。雖說如此，藝術家和策展人的決定也非完全獨立於體制權威之外，且實際上可能受到限制，有時甚至會失去重要性和話語權。
現時需要強調的重點是台灣館的當代性與暫時性，以及與臺灣相關概念的不穩定性。臺灣目前不被視為國家，因此是透過不循常規（甚至冒險挑戰）的方式挪用展館型態。台灣館每兩年變動一次，邀請不同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參與介入與拾遺補缺，對台灣館在雙年展的相關論述做出貢獻。雙年展也同樣每兩年經歷一次轉變，由不同的策展人與藝術智庫重新打造與運作。這樣循環往復讓台灣館永不靜滯。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館周圍還有其他展館，且同樣會定期變動。正是這種預期變化的心態，讓台灣館得以提供獨特的時間性，從而讓不可能的情況成為現實。換句話說，此時間性抵抗了雙年展象徵資本積累與從業者慣習的停滯。女性主義理論家德魯西拉‧ 康奈爾（Drucilla Cornell）省思德希達（Derrida）的「不可能性」理論，表示時間或時間性（temporality）「持續開啟『尚未』（not yet），但屬於經驗的一部分。在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從來沒有任何理由，也不能有任何理由，要求我們放棄對解放的渴望。」5康奈爾如此闡述：「時間性意味著內在（immanence）與超越性（transcendence）範疇產生動搖，因為根本沒有此時此刻（here-and-now）的概念。當時間脫軌（out of joint），解放渴望的錯位（dislocale），亦即定位（located）的不可能，正代表無盡的可能性」6。論壇與檔案讓台灣館的時間具有多種層次，可能清晰可能模糊，但永遠處於「發生」（emergence）狀態，受到「現在」（present）的啟發、干擾或刺激誘發。
於此背景之下，台灣館以線上研討會和檔案展覽的形式呈現，在這個存在內部與整體危機的時代，承載難以名狀（elusive）的命題。危機促成了這種標定，且極有可能在未來數年都於台灣館的論述之中纏繞不去（haunt）。透過由記憶衍生的作品，這種「纏繞」將被接受並視為在過去與未來都有必要的堅持。台灣館藉由展覽與研討會形式安置這些記憶，亦即讓台灣館不可能存在但卻因此堅持存在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