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德里安.希斯菲爾德
美國小說家瑞秋.庫許納(Rachel Kushner)的暢銷書《烈火青春》中,一名叫做山姆.謝的角色,在劇情中數度出現,驚鴻一瞥但令人印象深刻。小說裡山姆是個藝文圈內的神秘人物。庫許納界定的七○年代權力糾葛中,他代表了介於政治改革呼聲、企業霸權擴張、言論自由訴求之間的一派創作教條嚴明的激進藝術家。一般人以為山姆.謝只是書中一個虛構的小角色,但對於一位深受藝術圈尊敬,不過創作形式卻至為奇特,幾乎無人能解的藝術家而言,這樣的認知卻頗恰如其分。
現實世界中的謝德慶,初到美國時還是非法移民,用了山姆這個名號闖蕩紐約,但他在視覺及表演藝術主流論述中仍名不見經傳。威尼斯雙年展的「做時間」因此成為謝德慶第一次能完整將兩件〈一年行為表演〉同台展出的展覽。謝德慶及其作品中所展現的堅韌不拔,不僅是讓我們意識到他作為局外人的情境、他在白人藝術脈絡深受的種族差異、乃至於20 世紀末以來表演藝術在視覺藝術主流系統中普遍被邊緣化的種種現象。但我們對謝德慶的懵懂未知,恐怕還不只這些。或許我們才正要趕上謝德慶的時延作品中,所展現的服從、刻劃與揭露等等當代生活的現實。
將「打卡」與「戶外」一起展出,很直接提出當下最急迫的問題:資本主義、移民、法規影響下的感知貧脊、關於一無所有的生活現實、關於大環境的力量、劇烈加速度以及人終將一死等議題。我們先看幾個事實。謝德慶在自設的牢籠裡,與外界斷絕聯繫一年之後,接下來是約束自己,要每個整點在工人的打卡鐘上打卡,每一個小時一次,整整一年。這個耗損精力的勞動最後轉變成一件前所未有的視覺實驗物件:一部16 釐米的影片。畫面中謝德慶的上半身,在顫動搖晃之間捕捉到了時間流動。間隔六個月後,他又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遠離任何頭頂上的遮蔽,迫使自己過著居無定所的流浪生活,憑天候變化的任意摧殘、暴露在城市街頭暴力及法令規範的宰制中。謝德慶體現了底層生存真實現象,在藝術文化的邊陲存活著、創造著。
時延美學在當時,剛從西方時興多年的觀念藝術,以及歐美流行的身體藝術中逐漸成形。但謝德慶的創作全未受這些藝術圈內思潮的影響。沒有一位藝術家曾想到要系統化地將時延概念推到如此極致、奉獻清醒時的每一分每一秒予藝術,或是對創作行為做如是般嚴苛徹底的紀錄和稽核。謝德慶將自己的一生設定為其創作命題與媒材,特別是在赤裸裸的生存條件下所顯現的服從性。投身入賤斥卑微的生命狀況,一直是他不變的思辨命題。謝德慶明知一整年的時間無法去呈現;也知道一個沒有證件、在社會上或藝術圈渺無知名度的黃種人,不可能被信任。所以,謝德慶運用了類法律的文件形式、合約以及建檔機制,來建立自己作品的有效性。這些行為表演被視為是極端、主流之外、無法歸類,都再正常不過。但他不斷反其道而行,像一位真正的完美主義者,堅持運用各種束縛與記錄的生命實驗,成就一件體現信念的巨作。或許,他是想將這些留給一個更能被瞭解的未來。他對歷史或是時間都存在著一種令人無法參透的奇特信念。
無論「時間」是什麼,本質上這就是「打卡」的主軸。謝德慶執意使用生產線上有關管控的意象,來提醒我們勞動的問題並不在朝九晚五,而是24 小時的全天候。謝德慶的作品建構了一個世界,在這裡晚期資本主義企圖徹底取代生命豐富的意義,同時他讓自己的身體犧牲在這樣的機械操作中。晚期資本主義的威力與能見性的技術原理,在按下快門的瞬間相互扣合。視覺呈現被設計成與資本化時間密不可分的關聯要件。謝德慶強迫自己進入睡眠不足的疲倦狀態、寤寐難夢、恍惚呆滯,讓身體變成一個純粹生產自己疲憊影像的工具。他似乎進入了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現象中,劇烈加速度與貪婪自私的末世期。在這些靜態攝影與動態影像的交錯對話中,一種無我的生活時間浮現了出來,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無法度量也難以捕捉。這些身體影像,不僅只存在單一時間,而是「不特定」時間:一種高度異質性的時延空間中。假如你仍未感受到謝德慶論點的力道,想想此刻正大量湧進腦內的多巴胺,你只要放下手機五分鐘,就能讓你靜心看懂這些敘述。思考一下科技的無孔不入,深入你的體內,剝奪你的睡眠,要求你的效率,讓你每一個清醒的時刻,像是被藥物催使一般,急著要想去連結、處理或是擁有。或許我們因此可理解,謝德慶德堅定的表情與顫動的身軀所揭示的,是我們已經遺落的生活時間,那段人類的追求是不靠生物科技加速進化的日子。
謝德慶的「打卡」反映了晚期資本主義以大量加速製造,視浪費時間為負值的價值系統。他的勞動雖然繁重辛苦,但卻極度空洞。大部分時間他都浪費掉了,一事無成,奔走在一個空無內容的計算;他的動作都是在做抵銷的工作,一種反生產。這種勞動浪費的行動強度,在接下的「戶外」完全展露無遺,他啟動了一個持續不斷遊蕩走動的計畫,完全沒有目標地的拼命前進。謝德慶很單純的活在戶外,但待在紐約街頭又是種全然不同的窮苦方式。他將自己身體暴露在自然天候中,幾乎是處於域外之外的狀況,一種殘酷赤裸的存在藝術,無論是面對自然天候抑或存活條件,都是大問題。謝德慶的文獻紀錄系統產出一些扎扎實實的街頭生活照片。但最不言而喻的是他描繪的每日地圖,上面註記行走路線與鉅細靡遺的塗鴉筆記,清晰記錄他料理吃喝拉撒睡等生理需求的地點,宛如一冊生命的筆跡學。這些地圖讓我們重新思考人的根本需求、庇護的必要性以及家等議題。但就在這件作品無庇護的特質之下,讓謝德慶最終面對了自己的中文姓名,同時也面臨違反自己生活守則的窘境。他在路上無故被挑釁,發生爭執打起來,雖純粹是自衛,但之後還是被逮捕。這一夜在警局度過,卻嚴重攪亂了他的創作秩序。
謝德慶與法律的心結最終浮現了。他在正式的作品宣言及契約中,一直引用法律性的語彙。從一開始他都避談自己非法移民的身分。謝德慶遊走於法律外,但卻言出必稱法律。雖然如此,法律依然出其不意地回來找處於法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的他,乍看之下是法律重申其既有功能,迫使謝德慶的身體屈服在律法權威之下。謝德慶很快地重返街頭,但他的判決歸根究底還是呼應了其法外狀態的處境。審判時當庭法官蘿絲.麥白恩(Rose McBrien),知悉謝德慶的藝術計畫以及其中的原理或所謂的「法規」,對他犯行僅判以「刑期屆滿」而結案,並未從嚴辦理。謝德慶非法身分所幸輕輕帶過,沒有被追查下去。判決已然定讞,但非依據法律條文,而是透過一種表面上的形式機制。法官確實沒有食言,謝德慶從一種服刑轉成另一種,一種他自選的服刑方式。看來藝術家堅持孤獨、悽慘、流浪的法條規範效力更高。這時候我們應該可以明白謝德慶這一場生命實驗所產生的價值份量,足以撼動現實世界中的法律規則。
我深感慶幸臺灣終於認歸這個流放已久的浪子,一個寡言又頑抗的異類。在全球瀰漫著仇視移民、漠視地球毀滅的暗黑時刻,臺灣由此舉肯定了一種放逐天涯以全球為家的價值觀;肯定了一種不求名利,但求活在創作困頓與天候煎熬中,為信念而義無反顧的勞動。也因此我們得以展出這位浪子在移民前,於1973 年創作卻從未曝光的三件作品。從畫面中隱約可感他自我渴望放逐的衝動。這幾件攝影與表演中,謝德慶與每日踏足的地面進行角力。而在這些行動與約束當中,亦透露出幾項他關注的議題:環境與時間、生存的品質以及影像與文件的脆弱本質,所蘊含的生命無常。
即便他鮮少在藝術圈露臉或走動,謝德慶早就計畫好一個完整的回顧展。是在一個空間配置能精準反映其作品時間的直線長廊。五個大小一致的展間,預計展出他五件一年期行為表演所產出的各類文獻紀錄。然而在第五展間,除了謝德慶的宣言與海報之外會是空的,因為那一年他宣告自己不做藝術。接下來的謝德慶做了「十三年計畫」,這段期間他創作但不發表。其實他暗地裡仍在進行他的最後一件作品,就是計劃要從人世匿跡。這幾乎是難以活存的理念。總之,在這五個展間後,緊接著的是十三個空空蕩蕩的展間。要表達看不見的事物,幾乎是不可能的工程。「十三年計畫」之後,謝德慶說他已經不是藝術家,因為他不創作了。
謝德慶拒絕藝術─形式或樣貌一概不論,甚至最後也不願被稱為藝術家,如是的決絕,恐怕是藝術圈最難服下的一帖良藥。看到他的信念與苦行犧牲之後,我們應更能嚴肅解析下面這些關於藝術的提問。倘若沒有代表性或足夠證據,倘若所表現的不易察覺或辨識,倘若作品不是由號稱藝術家所創作,那這還是藝術嗎?或許這一切都是關於實驗人生的狀況。
在謝德慶構想的回顧展中,這一長串空展間的盡頭,會有一個出口。旁邊會註記著他在「十三年計畫」結尾的宣告文字,與一種活在藝術裡的生命:「我讓自己活著」。謝德慶最後一場隱退匿跡的表演,尚未發生或目睹。但是他這些提問如繁星永在,自一個無法言傳的生命中散發著,在限制活存...
銷解這世界
藝術是種存在,給予和表現自己
藝術是看不見的人生,一種活著的形式
沒有一件事是有潛能
或許謝德慶的回顧展只是一個傳奇,他這一生或甚至我這一生,都不能親自目睹。或許有一天,我們終能理解謝德慶的遺世孤立,參透其中的價值意義。萬歲,德慶,萬萬歲!勉力往前:一場生命。